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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那场重创世界的危机:美国剪全世界的“羊毛”

作者:scalett 时间:2019-04-09 15:45:24 標籤: 分類:

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借口之一就是长期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制造业外流,抢了美国人的饭碗。但通过回顾,人们会发现,美国经济的很多问题出在其虚拟经济过度繁荣上,从前的次贷危机如此,如今的贫富差距扩大、制造业外流等问题也是如此,美国把板子打在别国身上实在是缘木求鱼。鉴于金融风险的全球联动性,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维护全球经济安全需要各国的协调与合作。然而,当前,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国际经济合作的态度发生改变,使世界再次处于新的十字路口。

十年前肇始于美国、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那场国际金融危机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的重创与破坏,让人们至今仍心有余悸。如今回顾总结,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是,金融危机是虚拟经济的危机,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是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既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也有力地推动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金融衍生品等组成的虚拟经济的扩张并非始终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步。十年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就是虚拟经济盲目扩张的恶果。

美国在20世纪后期特别是克林顿政府时期,随着知识经济逐渐到来,开始有一个制造业外移的过程。2000年,IT业泡沫破裂,美国股市大跌,美国经济自此结束了自1991年以来长达10年的号称“克林顿奇迹”的高速增长期,开始步入了低速增长阶段。2001年突如其来的“9·11事件”雪上加霜,严重打击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加快了美国经济的下滑速度。为拯救美国经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期间,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利率,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且在1%的水平上停留了一年之久。此举目地是为流动性松闸,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美国证券市场,但也催生了美国的楼市泡沫,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投机楼市的队伍中。但是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从2006年第三季度起,全美房价出现下跌,伴随美国经济疲软,年跌幅从2007年一季度的1.73%快速扩大至2008年上半年的15.38%。楼价一跌,此前被掩盖起来的按揭信用危机便爆发了。所以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就是虚拟经济盲目扩张的恶果。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达到严重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伦敦公司的员工离开公司。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纵观后金融危机十年的历史,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实际是用虚拟经济的办法制止虚拟经济、用泡沫化的办法应对经济泡沫。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推出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与正常情况下央行的利率杠杆调控完全不同,面对经济低迷,量化宽松更多地用于经济危机时的经济刺激计划。量化宽松调控目标为长期低利率,国家央行持续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向市场投放大量货币。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是微调,而是一剂猛药。鉴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通过量化宽松,实质上是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剪全世界的“羊毛”。这一非常规政策,通过非常规货币政策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实际上对降低市场利率及促进信贷市场恢复的作用并不明显,特别是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作用甚微,因为多数企业主要是用钱来回购股票,而不是投资于产能。结果是虚拟经济以几何级数增长,规模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导致美国制造业进一步外流,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欧美虚拟经济祸水的外溢,2008年金融危机何尝不是?美国金融衍生品等组成的虚拟经济的扩张并非始终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步。量化宽松的着力点不在于实体经济本身,而在于通过资本运作应对金融危机,成就经济增长。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

目前全球债务水平和杠杆率高企,世界经济仍然没有完全走出低谷,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问题仍然是很大的风险。为了应对次贷危机,长期量化宽松的政策导致目前的全球债务水平和杠杆率高企,导致政府和市场的杠杆率都处于高位,而各国政府对风险的应对能力没有提高。金融危机“宿醉”未解,债务水平高企的危机感再次袭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告显示,2016年时全球债务创下了164万亿美元的新高,这相当于全球GDP的225%,这个数字比2009年时的前历史纪录高出12个百分点。过度举债,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世界各国高悬。欧洲、日本、美国的“再工业化”的运行均遇到较大障碍。金融业链条长,市场信息不对称,价值实现过程曲折,既有“黑天鹅”的骚扰,也有“灰犀牛”的攻击,各类风险苗头很多。面对危机阴云,IMF所提出的应对措施包括适时退出QE、制定监管和财务政策工具以及实施财政改革,以提高生产率,增强人力资本和实体资本。

应对金融危机,既要从金融角度找症结,更要从非金融视角找出路,必须深刻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危机10周年最大的启示在于,仅靠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必须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任何时候,实体经济都是一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基石。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立业之本。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金融的本分。要让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把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面临消退,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面对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的形势,要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金融创新,要在需求端发力的同时,更多地在供给侧下功夫,更加注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创造价值,靠竞争力吃饭,全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维护全球金融安全需各国协调与合作

与10年前相比,全球金融市场已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制定的监管方案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维护全球金融安全还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首先,金融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的相互交织加大了金融风险的联动性。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传播,金融全球化也因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资金能够实现短期内的快速流动,一国金融政策调整和金融市场波动能够实时传导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并且,金融风险的“木桶效应”更加凸显,任何一国的金融监管短板都有可能引起大范围的金融危机。

其次,金融创新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也给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与时俱进创新金融监管工具是2008年金融危机留给世界的一个重要启示。从一定意义上讲,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与美国的金融产品创新不无关联。尽管问题不在于创新,但金融监管严重滞后于金融发展与创新,必定为金融发展的长期稳定留下隐患。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新的信息技术,进一步推动了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并涌现了虚拟货币、网络借贷、移动支付和智能理财等新的金融形式。金融创新在大幅提升金融发展效率的同时,也使监管者面临新的困境。一方面,监管者无法控制技术进步给金融发展带来的改变;另一方面,监管者难以评估新金融形式的潜在风险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再次,全球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处于新的十字路口。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为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做出了不懈努力,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如今部分国家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2017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多德-弗兰克法案》法案进行全面审查,并认为该项金融监管法案是“一场灾难”。2018年3月和5月,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改革议案。随后,特朗普签署这一议案。该议案旨在放宽对中小型银行的严格限制,并包含一些除最大型银行之外所有银行都将受益的条款。《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修订,将对全球金融监管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作为一个全球经济的重大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正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危机留给世界的经验与教训却历久弥新。如何有效结合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如何让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相适应、如何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是金融危机留给当今世界的三大课题。在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维护全球金融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新挑战不断涌现、新风险不断积累的当今世界,防范全球金融风险和维护全球金融安全更是迫在眉睫。

名家论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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